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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财富网：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我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您怎样看？

        王一鸣：我们说形势指的是当前经济运行的形态，势说的是当前经济的形势，势决定形，是经济趋势性变化性的一个区段。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变化，从2010年以后，经济基本上是下行的态势。2011年，我们经济季度增长率跌破9%，去年跌破8%。去年四季度出现了轻微的上升，当时很多专家学者预测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但是今年1季度，经济再次放缓，经济增速为7.7%。二季度微幅下降。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于一个阶段性变化之中。

        我们从更长的时间段观察，2007年三季度开始，中国季度经济增长率已开始下降，这种变化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中国经济的放缓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就已开始放缓，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加大了经济的下滑。

        经济都有波动，短期的波动主要受周期性因素、需求因素影响。但是我们经济的下降，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幅度，很难用短期因素来解释，它一定有中长期因素的叠加，是潜在增长水平的变化以及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东方财富网：数据的向好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回暖？您认为中国经济是否还存在继续下行的风险？

        王一鸣：如果问经济增长是否确立回稳态势，我的理解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温和回升对去年四季度经济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5月份以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经济，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投资的回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制造业的投资，过去是持续的后落，因为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去年一季度是-2.1%，到5月份以后有了强劲的上升。第三是房地产的投资去年上半年基本处于下降的过程中，从4季度开始，随着房地产的转暖才有明显的上升。

        所以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明显回升，对冲了制造业投资的下降，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去年下半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过程。如果基础设施投资没有新的项目来支撑，如果房地产的投资随着调控政策的收紧，投资就很难稳定，这样的增长率也很难稳定。

        说到下半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然非常大。

        东方财富网：您提到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很大，那么您认为今年的经济情况会好于去年吗？

        王一鸣：今年年初的一个预期就是地方政府的换届，会带来较大的换届效益，从以往的五年规划来看，第三年是相对的投资高峰，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三年，应该也是投资的高峰，但是今年的换届效应很不明显。投资似乎在往下走，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效应，不是没有投资的冲动，也不是没有投资的愿望，是融资被卡住了，现在资金的供给端被约束住了，这是主要的因素。

        今年不利的因素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市场缺乏预期，企业家缺乏信心。对于经济会怎么变，该怎么走，我也很难说清楚，主要取决于政策的变化。去产能化任务会非常的艰巨，要消化过剩产能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若我们希望于房地产开发的投资，能够持续稳定增长吗？这个也取决于下一步房地产调控到底怎么走，现在没有信号，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走。经济回升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什么？增长动力来自何方？这是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财富网：从长期看，您怎样来看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速？

        王一鸣：目前从投资来看，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的市场预期都不是很好。基础设施就看是否有新的投资项目跟进，房地产投资能不能相对的保持稳定，这是我们投资是否能够稳住的关键。消费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的放缓，消费的增速也可能继续回落。特别是最近的两个指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的PMI指数，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降幅加大，这些都表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

        然而，经济增长大家都在讨论是否进入新的常态，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转向7%—8%左右的常态性变化。我个人认为，很难再有新的常态，经济增长始终是在变化的，如果没有持续的动力去维系这种增长，继续往下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常态也是相对的。

        东方财富网：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将使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进而带来一系列风险，您怎样看这样一个话题？

        王一鸣：我们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制造业，如像钢铁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最近光伏、风能产业都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压力，美国、欧盟陆续启动反倾销，可以说去产能化非常艰巨。

        我们需求端受到过剩的约束，市场拓展也受到制约，供给受到最大的约束就是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幅度超出了预期。此外，除了一些特有的国有企以外，一般的企业融资成本都很高，这个是约束供给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到，地方财政增长率在回落，1—5月份是13.4%。在财政收入放缓的同时，我们融资平台的债务也到了一个偿债的高峰期，抵押物估值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拿土地做抵押，这种风险的敞口在扩大，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在明显上升。

        不可否认，我们有的地方债务率水平非常高，我们曾做了一些调研，较多地级城市比率超过200%，这是非常高的债务率。不像欧债危机，我们有中央政府信用，风险的敞口在迅速扩大。而地方融资平台70%多的融资从哪来？是银行贷款。如果融资平台出问题，银行一定会受到关联影响，所以财政和金融风险有可能会增大。

        东方财富网：谈到地方债问题，有媒体评价说城镇化有可能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扩大，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加大，您如何来看这个问题？

        王一鸣：城镇化肯定存在金融、融资问题。中国之前的融资模式是以城投公司这种平台公司向银行进行贷款，再引发城投债的模式。但城投债也是以地方政府进行担保，城投公司平台公司都是地方的全资公司，这种融资模式就牵扯到地方债务问题。这种融资的规模有一些地方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差，管理差，盈利能力比较差。如果这种融资、运营模式缺乏监管，资金使用的效率就容易造成债务危机扩大的问题。

        幸好现在很多人都已看到这种融资模式的风险，认为这种融资模式需要改变，如果能够改变，比如把隐性的地方的担保和债务转成显性的，债券市场对资本市场来做就可以控制，因为资本市场投资者来控制这个事情，企业平台向银行贷款，是没有约束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平台是地方政府的。如果转成资本市场做这件事情，那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可以判断的，我想融资模式的改变对债务问题有可能有些作用。所以说，地方的债务问题基本可控。

        东方财富网：提到“城镇化”，近年来“城镇化”话题备受关注，人们预期今年中国城镇化的改革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对于“城镇化”这个话题您怎样看？

        王一鸣：未来城镇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现有2.6亿人尽快的市民化，使他们像城市居民一样去生活，而这样转化需要创造一系列制度条件，其中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问题是最关键的。

        地方政府一般都不愿意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因为需要地方财政掏钱。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解决养老、医疗等问题财政是需要有投入的。所以，解决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问题，把人口与地挂起钩来，让两者协调起来。中国的城市是以大管小体制，行政管理体系跟城市等级是契合在一起的，越高等级的城市，资源的集聚能力就越强，也间接造成了现在的户籍问题。

        土地制度主要应解决要素的流动问题，只有农村土地慢慢市场化以后，城乡的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城乡统筹才有基础。同时政府要加大农村的投入，比如新农村建设、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服务，但是光靠政府很难做到，通过市场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农村要素要市场化。

        现在中央正在推动的是农村土地的确权办证，市场经济一定要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了才能交易，有交易的要素流动。所以说首先要确权办证，然后要建立土地的流转市场，使土地流动起来。当然还要有严格的用途管制，农业用地可以流转，但它是种粮食的，不能种房子，要受到人大严格的监管，不能用于其他用途。18亿亩耕地是可以流转，但是不能用于其他用地，可以规模化经营。只有要素流动起来以后，城市的资源才会向农村流动，这才能解决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归纳为三点：第一，核心任务或者说当前的重点是解决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不是物的城市化，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第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创造相应的制度条件，而这种改革复杂性也很大。第三，城镇化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不会像过去30多年速度那么快，未来城市化中心应该由规模扩张转向提升质量，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支撑，不是依靠低要素成本来支撑，不是依靠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支撑，是要有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东方财富网：若考虑到通胀因素的存在以及流动性紧缩的影响，对于今年的货币流动性您怎么看？您认为货币政策将呈现出怎样的态势？

        王一鸣：仍然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需要把握好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有积极作用，怎样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怎么样能够让配置资源流向企业，需要完善传导机制，同样也需要防范风险。

        最近中央提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流动性不足，M2已经突破104万亿了，接近GDP的两倍了，银行储蓄存款超过100万亿元。M2增长了15.8%，接近了16%。社会融资总量增长了51%，很多资金是在体外循环，比如金融机构融资主要是流向房地产融资平台，甚至融资到信托。部分大企业能融到资，但是融到资干什么？他们多去买金融理财产品，因为制造业利润很薄，所以他基本上资金内部循环。而一些企业由于债务较大，新的资金用于借新还旧。所以我们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我们需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就是大力度的放宽市场准入，比如在金融方面，能不能下决心放开。现在最大的资源因素就是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正在加紧制定存款保险条令，下一步就要为放开创造条件。铁路、输配电、电信等领域，也可以下决心放开准入，同时进行相应的价格机制的改革，让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出让股权或出让资产透出一部分空间。现在财政收入紧张，也可以通过此方法收回资金进行再投资，资金就会被循环利用。

        在一些服务领域，也要放松管制，比如说医疗服务，放松管制，让外资进来，向港资和台资开放，让他竞争。还有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公司合作计划来开展有限领域，要摆脱过去那种模式。

        东方财富网：有观点认为，房价上涨过快抬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对于房地产调控，您怎样看？

        王一鸣：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我们需要长效的机制，房地产过去是“十年九调”，但是房价是越调越往上走。目前较多运用行政管制的办法，就是“限购”、“限价”、“限贷”，后果你能有所想象。

        对于房地产调控，能不能加快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而经济手段需要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我们叫做“长效机制”，现在单一措施很难到位。比如之前对二手房征收溢价的交易税，实施效果非常不好，对于房地产调控希望有一个“一揽子”的长效机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