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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一季度宏观数据，1——3月国内生产总值为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922亿元，同比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51451亿元，增长9.1%；第三产业增加值49622亿元，增长7.5%。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1.8%。

对于一季度GDP呈8.1%的增速，谢百三曾提出过质疑——考虑到今年是闰二月，2月29日1天在统计的90天里权重较大，进而反映出数据偏虚。根据测算，今年一季度GDP应在7.2%——7.3%之间，总体看相对较低。

GDP数据并不向好，5月宏观经济数据延续4月下行趋势，在通胀回落至近两年新低的同时，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也创出多年来新低。据海关总署6月10日公布的5月外贸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435.8亿美元，增长14.1%，当月进出口规模刷新去年11月创下的3341.1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当月出口1811.4亿美元，增长15.3%；进口1624.4亿美元，增长12.7%。

谢百三对东方财富网表示，近期我国经济态势并不乐观，主要原因体现在投资与出口方面。“投资目前仍依靠政府，下滑得较为厉害；外围环境不理想，欧债危机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而扩大内需在我国又较为困难。此外，中央依然在打压房地产，没有对房地产说要松手。”

自今年2月18日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后，5月18日起再次下调0.5个百分点。今年我国已对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了两次，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0.00%，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0%。此外，央行宣布自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对于本次央行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谢百三认为，突然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全世界都会产生震动。“目前其他国家都没有降息，我们的利率仍然比美国高，这次降息说明了我国经济下滑和不景气，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与忧虑，但仅此一举远远不够，还要采取综合的措施来振兴经济。”

谢百三认为，对存贷款利率实行“双降”，各降0.25个百分点，即存款利率一年期为3.25%，贷款利率为6.31%。经研究还附了利率浮动的规定，即存款利率可上浮1.1倍，即可升到3.575%；而贷款利率下限为0.8倍，即可达5.048%；这很可能变成存款加息，贷款不降。

“目前我国国情，农、工、商、建行及城乡信用社信用均很可靠，民间利率高达20—30%。各银行定会抢先把利率提到3.575%，以争抢存户；而贷款利率下降可达0.8倍，而上浮可达100%即上涨到12.62%（温州实际为21%）因此，很可能变成存款加息贷款不降，贷款寻租空间扩大之举。”谢百三说：“对房地产按揭应是实质性利好，对股市偏利好。”

谢百三对东方财富网表示，调整流动性目前已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已调整过两次，但依旧处于历史高位，仍有调整空间，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有望调整到17%——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6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我国制造业PMI为50.4，环比（较上月）回落2.9个百分点，再次逼近50的荣枯线。数据很大程度低于市场预期的52.0，连续5个月的升势也就此转头。

相关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下行压力，但增长仍处在预期的区间内。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信贷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稳定外贸出口，将使得中国经济在年内能够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

谢百三对东方财富网表示，我国目前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水平很难。“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五因素迫使老百姓不敢消费，进而制约着我国的内需，20年消费难抬头。”

“有学者始终认为，在对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基础上，通过消费、内需与结构转型助力我国经济，这谈何容易？” 谢百三说：“我国经济目前要从以出口导向型逐渐转变为以内需导向型，可在我国扩大内需相当困难。”

“在美国许多人都是‘月光族’，从来不进行储蓄，但有其原因——一是美国通胀并不高；二是利息很低；三是医疗保险做的非常好，所以他们每月都是吃光用光后还透支。”

谢百三认为，这种情况在我国则不同，我们老百姓不敢花钱。“虽然近期我国M2达90多万亿，其中居民存款30万亿，但人均下来仅为3万多。可见人均的资金并不多，但在生活中还有较多方面的必须开支。”

谢百三说，在教育上，现在的孩子都要上大学，学费与生活费是个很大的支出；其二是医疗，开个刀几万，一场大病几十万，现在生病生不起；其三是住房，大学生走进大城市后就不肯再回去，加之城镇化发展，刚性需求使房价很难降下来；其四是经济不景气就会出现失业，而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较差，需要储蓄；最后是养老，我国未富先老、老龄化现象严重，部分企业单位退休后仅有1000——2000元的收入，这些都是问题。

“目前看，我国消费20年很难起来，而对于像假期旅游等偶然的消费行为对总体消费是没有统计意义的。” 谢百三说。

近期，我国大批项目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四万亿”以及“四万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但据谢百三表示，近期的确存在着规模达1.8万亿——2万亿元的投资。

“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财政投资，建设大型项目，比如近期所说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等，这些投资都属于政府行为，而其中有90%的产业是过剩产业，在过剩的产业里投资就使得过剩再过剩，产生更大规模的、新的过剩。但以这种方式投资，总体上仍能拉动经济。”谢百三说：“另一种投资是个人投资，比政府投资的效益高，但当下有一部分企业家对后市并不看好，使得银行出现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所谓“流动性陷阱”，是在一段时间内即使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对其变化不敏感，对利率调整不再作出反应，导致货币政策失效的状态。“当利息降到一定程度后，再降已经没用了，人们再不投资、不借钱了。现在银行正出现着这种情况。”

“1.8万亿——2万亿的投资如果不进行，我国经济还会萧条。但是最为重要的投资方向还是房地产，如果对房地产不松手，经济终究还是很难上来。”谢百三说。

去年至今，我国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购令、房产税等方式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扬。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商品房价格上涨23.2%，2010年上涨7.5%，去年上涨6.9%。而今年4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超6成下跌。

在此之前，谢百三曾表示，我国房地产价格调控举步维艰，房价持续上涨是由于刚性需求、土地财政等九大原因造成的。

谢百三认为，引起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是其本身存在着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潮期，较多农民进城后打算在城市长期定居，租房一族造就了对房子的巨大需求。此外，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每年会因此增加700万的购房需求。

而经济要发展，房地产又将是不可忽略的支柱产业，若房地产下滑将直接带动我国经济的下滑，钢铁、水泥、铜、石灰、家具、甚至汽车等行业的发展与房地产业关联度都极大。目前我国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地方政府要通过卖地过日，我国不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也与房地产相关联。

“自去年年初至今，1年半的时间我国M2增加近15万亿，货币发行过多。在通胀的背景下，稀缺品犹如大中城市的房地产、黄金等就会涨价；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也对我国产生着‘输入性通胀’的影响。加之我国缺乏好的投资渠道，众多因素迫使房价居高不下。” 谢百三说。

“目前我国出现较多富豪移民出国的浪潮，而且人数还在大幅度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房地产调控有关——这些富人大量的财产资金无处使用，也间接地影射出富人的不安心理。”谢百三认为，房地产调控的限购令否定了其市场经济的核心。“目前调控效果看似明显，但不是长久之计，主要是引起房价上涨的9个原因均存在，若国家领导人更迭，政策一改变，限购令一旦取消，房价将会出现爆发性、补偿性的上涨。”

深圳银监局4月发布《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引》，提出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放宽至5%的指导性标准，并首次明确差异化监管指标。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无疑是“继温州金融改革之后，又一金融改革的标志性突破”。盘点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创新内容，内容包括将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扩大代办股权转让试点和创新债券市场发展等。

纵观从温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与创新试点之路，一方面将促进银行经营模式转型，进而改变银行信贷规模无度扩张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了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匹配与协调。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让民间资本阳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谢百三表示，金融改革前段时间的确备受关注，但有一部分学者不看好。“报纸上报道关于温州的利率水平为21.9%，但经过当地的实际考察，其利率已达到40%——50%。如此高的民间利率就迫使较多的企业家逃跑、自杀。与其说让国家收拾这样的烂摊子还不如搞试点搞改革。”

如果说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主要解决国内民间闲置资金的去向阳光化问题，那么深圳的金融创新政策则着重解决深港两地资金流动的阳光化问题。此举将让地下钱庄从地下走到地上，合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金融改革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好处的，但人民币要达到国家化，就需要完全做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样人民币才能成为像美元一样的硬通货。”谢百三说：“而目前我国完全不具备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

谢百三举例说，据世界银行的材料显示，1美元的购买力是4.2元人民币，而我们则以6.27作为指导汇率，由此看人民币实际还可以升值。“但在我国，有几千万家中小、民营企业，若汇率到4.2，这些中小、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了。”

“我们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若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将是拔苗助长，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并不迫切，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若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升值为代价，汇率到4.2的时候，我国4000万中小企业将会倒掉几百万到1千万家。”谢百三说。

4月30日，证监会宣布降低A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交易经手费将按照成交金额的0.087‰双向收取。近期又有消息称证监会今年将取消40%行政审批来改善市场公平秩序。

对于四月份交易费用的调整，谢百三认为其对散户实际没有任何利好。“其实大家之前都没有搞清楚，本次调整的交易费用主要发生在证监会与券商之间，对散户没有任何的利好。其交易费用的降低不等于券商对老百姓费用的下降。”

“如果说证券公司不向老百姓让利，费用调整对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谢百三说：“
证监会对费用改革的政策主要看落实到谁，如果落实到中小散户，将会是特大利多。如果落实到机构、券商，那对中小散户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纵观目前A股交易的几项成本，其主要包括五项，一是券商佣金，最高为成交金额的3‰，最低5元起；二是印花税，按成交金额的1‰向卖方单边征收；三是证券监管费，约为成交金额的0.2‰；四是证券交易经手费，目前沪市A股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11‰，深市A股按成交额双边收取0.1475‰；五是过户费，仅上海股票收取，此费用按成交股票面值的千分之一支付，不足1元按1元收。

“很难会有降低佣金、降低直至取消印花税的可能。印花税现在已处于低位，佣金来回也仅为万分之六，下跌空间不大，除非再搞新的创新改革。”谢百三说。

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问题一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4月28日晚间，中国证监会再次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三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也就此拉开序幕。

对于此轮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谢百三认为其做法莫名其妙。“最早提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在2001年，当时参考国外，充分让企业在市场募集资金。因此公司上市后圈了很多钱，这对老百姓是非常不利的，后来在周小川的领导下将其取消，而现在又恢复了。”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最糟糕的是，对机构非常有利，而对老百姓非常不利。” 谢百三说：“不利因素之一是，机构的平均中签率为散户的30——50倍。比如说都有1000万，机构的1000万和散户10个人——20个人的1000万，中签比例为30:1，这个比例是不对等的，也很没有道理。其二，机构周一打完新股后，周三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打新’，而中小散户不行，周一打完新股，只能等到周四，比机构少了一整天。其三是取消现行网下配售股份三个月的锁定期，3个月原来对机构压力很大，而现在新股上市第一天机构就能抛售，无形中增大了散户的压力，也使得近期新股股价都不高，甚至出现破发。”

此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要求，证券交易所应根据市场情况研究完善新股交易机制、开盘价格形成机制，促进新股上市后合理定价，正常交易。证券交易所应明确新股异常交易行为标准，加强对新股上市初期的监管，加大对炒新行为的监管力度。

谢百三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向不对，抑制“炒新”更是犹如计划经济。“目前打击炒新股，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利用行政措施和计划经济的调控手段，来对付市场经济。”

“坚决打击、抑制炒新股的做法根本不对，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都没找对。目前对26万亿的大市场用计划经济的一套东西来改革，是不可理喻的，也是很难成功的。” 谢百三说。

上海国际板的推出一直处于加速努力之中，上证所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国际一流的证券交易平台，而“国际板”将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曾有专家指出，随着A股市场影响力与日俱增，外资企业尤其是中国业务比例日益提升的外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是大势所趋。

在呼声中，国际板也成为继创业版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创新的又一个大动作。而发改委等八部委日前的表态，再度把国际板这个A股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提上公众议程。那么目前到底适不适合推出国际板？国际板市场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此之前，谢百三曾表示，目前急于推出国际板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上海主板上市的好公司、新公司资源日益减少；其二是希望将上海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认为解决第一个问题可由中央协调在上海推出“创业板二板”和“中小企业二板”与深圳并驾齐驱，只需保住中国利益即可。第二个问题更不是问题，国际金融中心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逐渐形成的，何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谢百三对东方财富网表示，国际板之前来势汹汹，但目前不宜推出。“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股价比我们便宜得多。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的A、B股，价格相差很大，这就说明了国内的价格普遍比外面要高。”

“若推出国际版，以中国市场的价格上市，外资将会圈走很多的资金，几百亿乃至上千亿，这对中国来说是重大的损失。”谢百三说。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国内货币过多、国家法人股尚有30%未流通、A股股价仍是世界最高的之一等都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谢百三说：“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决定国际板推出时机。”

谢百三认为，国际板推出必须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完全自由兑换、国家法人股全流通、货币政策等中性，国内外股价基本持平时方可推出，而现在完全没有到达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