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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财富网：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我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0.1%，连续五个月居50%荣枯线之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开始起暖回升，您怎样看这样的观点？

        潘英丽：未来三——五年我国经济增速肯定不会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发生了改变。

        我认为在未来三、五年内，经济增速可能将呈现出上下振荡的态势。就像股市见底，不再是大牛市般往上走的状态。这也就是经济转型的过程，或者说是结构调整。

        然而现在我们讨论经济是否开始复苏，我认为未来经济增速可能在6%——9%的区间内波动。

        东方财富网：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前堵后追”的考验，“中国制造”的优势似乎正在褪色，您如何来就看这个问题？

        潘英丽：我国制造业的产量已达到全球第一的位置，但我国制造业的卖价太便宜，大部分产品比较低端，只有少数行业在全球技术上保持着领先水平。

        我认为，我国制造业一定要发展本国规模经济优势。因为国内市场非常大，我们的人口占到全世界人口的19%左右，如果能在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做到国内顶尖水平，未来在国际上就可以做得更大更强。

        我国目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的来料加工产业未来没有太大的出路。廉价劳动力将不再廉价，低端制造业或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端加工制造业将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不少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往人均收入更低的国家转移。

        产业升级要求逐步淘汰低端的过剩产能，政府在其中具有重要责任。淘汰落后产能要求政府帮助解决企业退出过程中的员工再就业问题。我国较多的民营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了，银行催债，或者银行不再给贷款，资金链就会断裂，工资发不出来，企业老板就出现跑路的状况。因此政府必须花力气做再就业工程，帮助民营资本解套，让民营资本转做其他行业。低端制造业的失业人员怎么让他们经过培训再就业，这是需要政府投入资源去推进的。我认为技术教育或技能培训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政府通过发放教育券的方式实施对技能培训服务的政府采购，并将技术教育的选择权交给待岗人员自己。政府发放教育券，下岗工人行使选择权即可满足受教育者的择业偏好，发挥其已有潜能，又可促进教育培训企业的有序竞争，促进技术教育培训产业（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的快速发展。

        潘英丽：产业升级的过程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到制造业就业，而是越来越少的人在制造业就业。所以产业升级需要我们的制造业从加工制造这个价值链的低端转变为产业价值链的全覆盖。从前端的研发，中间的加工制造到销售渠道、品牌营造和售后服务等终端实现全覆盖，从而大大提高我们制造业的附加值。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关注的是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比如说节能减排，我们现在的能源很大部分依赖国外进口，然而我们的能耗又很高，污染也很严重，整个状况都很落后，但这正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能耗很高，降低能耗不就有着很大的空间吗？这就说明我们还是有潜力可以挖掘，这个潜力就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推动。

        因此，我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过程没完成，很难说会有多大的牛市，因此出现大牛市的条件并不成熟。

        东方财富网：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2月CPI同比上涨3.2%。对于今年CPI走势、以及通胀压力您怎么看？

        潘英丽：我个人认为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全球流动性，全世界都在搞通胀。第二个是原材料涨价成本推动的通胀，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分歧，所以大宗商品的涨价某种程度反映在两个因素，一个是全球流动性，第二个是中国的增长前景。第三就是我们政府的投资行为，我国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不改变，通胀压力就会很大。资源的消耗、大规模的投资，就会产生信贷货币的发放。2013年货币政策相对稳定，M2增长速度控制在13%，通货膨胀率也将控制在3.5%。

        实际上我国其实也看到了通胀的压力，包括信贷方面，银监会也会有所控制，所以现在房地产方面也在控制贷款。

        总面言之，通胀问题主要取决于全球流动性、大宗商品涨价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度有多大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东方财富网：今年来“城镇化”话题备受关注，人们预期，2013年中国城镇化的改革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对于“城镇化”这个话题您怎样看？。对于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您怎样看？

        潘英丽：我们提城镇化，在国外没有城镇化，只有城市化概念。城市化实际上是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并在城市集中居住的过程。城镇化也应该是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并集中居住在城镇。因此城镇化的核心是要在城镇创造新增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岗位。

        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城镇创造了新增就业岗位，减少了农业劳动人口，农业才可以引入现代化大生产方式，单位耕地的劳动生产率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再可能提高。而制造业升级也是减少制造业就业比例的过程，因此新增就业岗位则有在服务业创造。通过发展服务业为制造业升级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主要存在两个原因：一个是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有技能有很高要求，人力资本投资尚不能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另外一个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其实我国的农业生产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目前中国仍有接近40%的劳动力在农村。目前留守在农村的比较多的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每年也就做几个月的农活，就完成了一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产出并没有因为农民工进城而下降，随着以后的机械化、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引进，劳动力大幅度下降的空间。农业的用地还是要有保障，但农业生产需要避免日益严重的碎片化，实现成片的规模经营。

        目前农村人口包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新一代的农民工有一个市民化制度变革问题，但返乡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并没有解决。对此政府面临两个选择，一个为他们继续创造就业岗位，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再赚一些钱去养老。还有一种就是政府给他们低水平全覆盖的保障。

        东方财富网：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使得房地产市场备受关注，国家近期又出台“国五条”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扬。对于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您怎样看？

        潘英丽：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国外很多专家给予关注。他们总结全世界房地产泡沫及其破灭的经验和规律，得出中国房地产泡沫也将破灭的结论，只是什么时候破灭难以判断。

        所以讲到房地产，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房价已是全世界第一高了。人们说中国人口多，又是城市化，所以房价还要涨，其实是房产商在忽悠人。房价在涨，能指望农民工来买房啊？其实我们真正的城市户口只有33%左右，不超过35%，而有65%的人是从农村里出来的，你指望这批人买城市的高价房，进而推高房价的上涨？这是不可能的。不能指望城镇化，农民工进城，由农民工进城推高房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实际上我们的房价过高有几个原因，一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50%的财政收入靠卖土地获得。所以地方政府、银行、房产商三方为利益共同体，他们都在推高房价。第二是现在利率过低，贷款就等于不要还。而房地产80%可以拿银行的钱透支炒房地产，利率又赶不上通胀，所以大家都去炒房地产。第三是股市，股市不是一个投资场所，那老百姓钱往哪里投资？所以大家的养命钱还是投资房地产，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我国的房地产今后还有投资价值吗？

        潘英丽：现在中央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不让房地产崩盘，房价不要悬崖式的降下来，而绝对不是说怎样让房地产价格再涨起来，所以也不要再指望它还能够涨多少。倘若房价悬崖式的下来，经济增长就会象日本那样失去十年、二十年。日本的实际地价指数1970-1990年间从100上升到200，1990年泡沫破灭以来已下降到80，跌了60%，退回到1970年之前的水平。我们的实际地价1998以来实际地价指数已从100涨到500多点，如果房地产价格跌到2000年，很多企业和银行就会资不抵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的持续衰退。

        台湾海基会前会长辜振甫的侄子辜朝明曾研究过日本经济增长失去20年的原因。他区别阴阳经济周期，阳性经济周期企业通过投资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泡沫破灭后，企业资不低债，经济进入阴性周期，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债务最小化。赚了钱都用于还债而不是投资，没有企业投资，也就没有经济增长。所以我国政府需要避免这种悬崖式的崩盘，让房价平缓的下台阶。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让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房价保持稳定或稍有下调。比如房价下降20%——30%，基本上对国民经济不会产生太大伤害，只要把老百姓的收入提上去，房价的相对价格就会降下来。

        中央政府的政策是要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所以房地产已经没有投资价值。通常人们购买房地产除了居住外就是期望保值增值，给我们带来投资回报。之前10多年房地产投资给我们带来回报因此还是一项资产，但是房地产也有可能成为一项负债。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投资者大规模购买美国不动产，美国有人还担心日本把整个美国买下来。后来美国出台了非居民持有不动产的相关税法，非居民持有美国不动产需要交纳比美国居民更多的税收。这时外国人持有的美国房地产就成了一项负债，每年的纳税义务等于就是每年支付的债务利息。日本人只能又远低于购买价抛售了事。中国普遍征收房地产持有税不相对明确的政策导向，因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定要避免资产变负债的盲目投资行为。

        前15年个人投资者做房地产全都是赚钱的，投资股票则大部分人都是亏损的。因此我们很容易习惯性思维，认定做房地产投资仍将赚钱。但是现在制度和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做房地产已不太可能赚钱了，一定要想明白。相比较股票市场有长期投资机会。只是目前政府的制度变革意向和决心仍不清晰，政府仅仅是为了满足银行体系补充资本金的新一轮融资需要做多市场，还是真正把立场转到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制度，投资者仍有疑虑。另外大小非减持仍给市场以很大压力。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健全和发展需要时间来推进制度变革。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目前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如何？高房价是由于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的吗？

        潘英丽：谈到供需关系，我们会看到房地产市场天天在喊刚性需求，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对房地产供需没有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健全的数据库。这个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市值没有健全的统计数据提供答案。

        我们讲的供需是什么？就是买房的供给与需求。但是房地产市场几乎不适应供求价格决定理论。在提供使用价值的消费品市场，是供求决定价格，目前没有那个商品排除换购,苹果手机好像也不再排队抢购了吧!但是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并不适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具有房产商卖方垄断性质，因为每一个小区每一套住宅都是不同的。比如你在浦东工作，你会到南京买房吗？不可能。你肯定会在浦东或是上海的其他某个区买房。一个楼盘推出来，每一套房子都是有一个价。那你能说是供求决定房价吗？这套房子有十个人要，就一套供给，这里面其实就形成了卖方垄断，房产商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忽悠你。

        此外，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空置房太多太多。因为我们没有投资工具，所以就把房地产作为投资工具或养老储蓄工具，成为富人和腐败份子非法所得的财富积累形式。这导致社会生产资源极大的浪费。另外住宅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小户型太少，大户型太多，群居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必然选择，而群居显然不为房屋投资者所接受，也为相关社区所不容。提高空置房的利用率的方法一是一开征房产税和所得税，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投机，将空置房挤入二手房市场或租凭市场；二是加快发展规范有序的现代房屋租赁服务业，让现代化的租凭服务企业介入到个人住房投资者和个人住房租用者之间，提供有效服务。同时政府可出台有关租凭合约和租金调整的法律，切实保护处在弱势地位的租户的合法权益。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所得税对房地产调控的作用有多大？

        潘英丽：所得税的征收会有一些作用，现在的购房者至少要考虑买新房是自己住还是做投资或投机，所得税对投机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做投机需要预测未来盈利的空间。假如现在要去买房，在没征税之前，做投资房地产，每年房价或许要涨10%我才可以保本，因为有交易手续费、银行利息成本、相关部分税收等等。现在需要征收20%的所得税，就需要将这个税收成本算进去，未来投资和投机的利润空间肯定就缩小了。

        东方财富网：目前市场上存在一部分刚需，之前计划要购二手房，而此次征税以后，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新房，因此新房的需求就会增多，进而推高新房价格，您怎样看这个观点？

        潘英丽：市场不就是这点刚需嘛，刚需能有多大？投资肯定比刚需多得多。地产商造那么多房子，真的就是靠刚需能把房价推起来？另外刚需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仍然由其性价比决定，不会因为征所得税就选择新房。过去二级市场对房地产政策不敏感，主要是持有成本比较低。因此空置房和房地产过度投资或投机的抑制仍然是房地产持有环节的税收更为有效。

        东方财富网：中国股市十年来指数回归原点，而巨量IPO仍不断涌现，您如何看中国的证劵市场？如何来看待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

        潘英丽：股票市场有没有投资价值，最后要落到分红上。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国政府倘若不把股票市场做好，整个银行体系都会无法运转下去，金融业会玩不下去。中长期来看，必须要把股票市场做起来，做好。

        真正要把市场做大做强最主要的还是制度建设。政府需如果准备推出制度改革，就要给市场提供改革方向、改革力度和改革决心方面的信号。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决心推进股票市场的制度改革，把市场做好，这样投资者信心才可能得到恢复。

        比如说分红，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制度就应该要求上市公司分红，没有分红承诺不许上市，几年没有利润或不分红就将摘牌。如果好的制度制定出来，投资者肯定会有长期投资理念，并把资金这种选票投给既有成长性又有红利回报投资者的好企业，不好的企业也就会很快摘牌，这个导向对于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极为重要的。现在许多投资者都在观望，看中国股票市场是否能真正进入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