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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周其仁曾撰文指出，未来十年释放中国经济空间的机会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开放。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开放将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而大量资金、技术、商业模式进入中国，将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水平。

        “当前的开放孕育着未来的变化，调查发现中国或进入一个对外投资带动贸易的阶段。”周其仁说，“三十年前，我们是穷国，发达国家拿了现成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贸易形态。但是现在中国人可以去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能力非常强，中国人可以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帮他们修建设施，再负责管理。现在很多对外投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周其仁认为，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着差距，不仅在人均8倍的GDP差距上。“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上，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中国要向发达国家开放。从未来十年看，中国的企业家不能因为这两年出口增长的下滑就忽略了开放。还要放眼全球，这个基本准则在未来十年不会变。未来第一个大机会还是开放，中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周其仁强调，第二个机会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原先是农业文明，比较分散，现在的商业则更集聚。”

        城镇化就是要让经济相对集聚起来，这样分工程度才能提高，服务业才能发展。“如果这个文章做好了，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带动了投资，又带动了消费，还提高了生活质量。中国名义上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镇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城镇化的中心指标很简单，总人口中有多少指标是城镇人口，这个指标在中国是52%的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通常会在这个指标上达到70%、80%，甚至靠近90%的水平。这90%水平严格的城镇化以后，中国的1950年代的水平，一般看中国的城镇化，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把它看作未来中国的机会，是因为我们过去二十年主打的模式，所谓出口导向的模式，遇到全球的挑战，可能逼着我们不是要废除全球化，但是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加均衡的用力气。” 周其仁说，“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力量，里面有相对较大的空间，所以上上下下对他很大的期望。”

        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周其仁认为，在讨论中发现，城镇化会提高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它会到哪里划？大多数人流到大城市、大中等城市、小城市，这点讨论不统一。有侧重于中等城市潜力最大的观点？“看人口的流动趋向，因为过去15年到20年，新增的人口有45%去了大中城市，这个是判断的不一致。其次是政府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政府通过什么信号来扩大基建规模？”

        对于顶层设计，周其仁并不像中欧教授许小年那样极力反对，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主导将会到来怎样不良的后果呢？

        周其仁认为，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政策不一定能够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城市建筑材料不断变化，城市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空间不断扩展，不断从地面向空中和地下延伸，这就要求政府的法律、法令、政策、管制要紧随城市的发展。”

        周其仁举例说，比较典型的是印度的孟买，大量人口进入到孟买，但是城市管理当局把容积率人为降低，结果就造成非法的建筑大量产生，形成了世界上难看的景观。“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有反映，目前我国城市的开发强度很大，但是开发密度很低，这与香港形成明显反差，香港是开发强度低而开发密度很高，这是我国在城镇化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周其仁指出，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政策往往会忽视城市人气的聚集。“我国最近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的很多城镇都很漂亮，规划也不错，但是很多都没有人气。这个人气不是按照命令来的，它有大量的学问。” 周其仁说，“一个镇长可以很容易的决定在街上多建一些板凳让人们休息，但是很难知道哪些板凳招人坐，哪些不招人坐。还有对于城镇中的小摊贩如何进行管理。很多城市修建了漂亮的音乐厅，里面经常会有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当然它跟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有关，但是它也跟城市发展中一些特殊人才有关。”

        “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往往只高度注意硬件的城镇化，而对软的城镇化，如增加人气的注意不够。” 周其仁说。

        城镇化势必要有高楼大厦、地标建设、大型公共设施等，但这些发展的前提是人和经济活动的积聚。周其仁对此认为，重视物理外观的城镇化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土地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要把改革放到城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走出健康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首先是人口居住模式的变化，从乡村地区向城镇聚集。简单来说，多少人住在乡村，多少人住在城镇，这样一个比例就称为城镇化率。而城镇的特征就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经济密度也比较高。”

        周其仁指出，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有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追赶型的后发国家推进城镇化，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镇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就是城镇化。后发优势也就很容易变成后发劣势。

        “这些年我们经济中确实出现一种苗头，把城镇建成区，把城区面积扩大，以为这就是城镇化。如果仅把城区面积扩大，相应的人口却没有有效积聚，也没有因此增加收入，扩大城区有什么用？以为城镇化就是高楼大厦、地标建设、大型公共设施等，这些当然要有，但前提是人和经济活动的积聚。土地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要把改革放到城镇化的核心上。” 周其仁强调说。

        毫无疑问，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大的机会。然而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将通过怎样的信号来扩大基建规模？在周其仁看来，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政策与城镇发展规律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为在城镇化的过程，有很多因素是难以驾驭的。周其仁认为，政府要更注重向市场学习，发挥企业的作用，而企业在城镇化这个公共事务上，不要看作是政府官员的事情，要成为城镇化的积极参与者。

        “我们在哪里都搞基础设施、都搞项目，经济往哪里聚，我们不完全掌握它的规律，这就带出第三个问题，用什么来解决这个既看得清又看不清的问题，如果看得清没有问题，下规划、下指标就可以做了。如果看不清的问题，用什么体制、机制，让决策错误降到最低点。” 周其仁说，“大家都赞成要走一条新型城镇化，环境更友好一点，浪费少一点，不要今天做了，明天又改回来。所以体制机制问题是研究城镇化的重点。这不同的意见，政府主导、市场主导，还是讲不清什么主导。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发现，不能用一个什么简单的题材来规划，城市设计到方方面面，没有政府在里面挑大梁，你怎么推进城镇化？”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还应发挥“市场元素”作用。“不能所有事情都是政府来做，不适合政府做的就应该退出来，允许民营资本力量更积极地进入到城市建设中。一些小城市，一个城市管委会可能就可以管好了。大量民间的因素，可以由下而上地发挥作用。”

        “例如一些民办的工业园区，大型居民住区、城市综合体等等，几万人甚至10多万人，靠民营、民办、民管，可以搞得人气很旺。其中当然该政府管的还是政府管，如刑事案件等，没有政府当然不成。但很多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公共事务，不是非官就管不好。深圳有个天安数码城，还有一个华南城，都有新鲜经验，可以研究、提炼。”

        周其仁指出，从过去体制延伸下来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目标之间会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在稳健地推进健康的城镇化的大方针下，要对现有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减少对土地的管制，让价格机制在更大区间、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品种当中发挥作用。要构建完善的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出来。第二要减少政府主导，动员社会机制。倘若机制不改，我们城镇化当中很难吸收全人类城镇化当中的经验教训。此外，城市的规划一定要实现公众的参与，让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建设。”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无需都冲在最前面，而应注重集合信息、合理规划，关注市场和民间实在做不了的事情。“现在大量经济社会事务，民间能办，还能办好，就不妨多去一点行政化色彩。”

        “后发国家采取计划思维，容易有同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会好一点，他们城镇化时间拉得长，没有这么快速。中国现在处于加速度状态，一错就会很严重。现行的城市体制，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制，似乎更依赖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所以在城镇化中政府的功能很重要，但这把‘刀’得用到合适的地方，不能乱用。”

        “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降低一点，不要什么都冲在最前面。政府起到的作用，一是集合信息，帮助大家借鉴先行者的经验；二是把规划做好；三是市场和民间实在不能做的，政府应该兜底，一旦市场有条件做了，要及时放手。” 周其仁说。

        对于城镇化将是一轮新的圈地舆论，周其仁表示，不能一概而论。“城市圈一些地，不缺地的农民如何进去？城市不适当的扩大不行，而问题不是反对圈地，是尽可的少圈错地。”

        周其仁认为，一个更生态的平衡问题，与粮食安全的平衡问题，现在的技术不是做不到，看城市、建材，城市密度是完全可以支撑的，城市可以省地。老乡占地面积与城市居民的占地面积，一定要有信心，土地问题制度好了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笼统的反对圈地，我反对圈错地，然而圈地当中地是圈对了，城市搞起来了，里面的利益分配，让一方损失太多，这也不行。” 周其仁说，“所以，第一不能圈错地，这块地本来还是种庄稼，你给他变成水泥以后，它寸土不长，啥也不产出，空在那里是最大的失败。第二，地圈对了，人来了、产业来了，收入增加了，那个土地增值那块东西要分配合理，原住名，就世世代代农民的地人得多少，开发商得多少，政府得多少，消费者得多少，要有一个大体合理的分配，要避免分配不均，不要笼统的去否定。”

        城镇化话题很大，千头万绪中似乎没有了头绪，每位学者也都会给出不同的路径，周其仁认为，城镇化没什么路径可循。

        “中国的话题越热越空，所有人都在讲这个事，你要听到有意思的内容就不容易了，所以有一个办法就是自生自灭，讲到没什么好讲的时候就不讲了。中国就是很有意思，只要中央出现一个什么词，领导一讲，非要把这个词，把这个命题给你讲，到没什么好讲为止。”

        周其仁指出，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一一分解，城镇化低下二级题目有什么，三级题目有什么。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体制机制的问题，因为城镇化一开始都是政府绝对主导，做规划、划地、拿地、筹资、批项目等等，全靠政府。周其仁指出，苏联计划时代的城镇化也是如此，修了许多城市，但布局太主观，与人口与经济积聚的实际去向背道而驰，结果不少城市严重缺乏活力。“别人有高楼我也修高楼，别人有地铁我也修地铁，那可不一定是有活力的城镇化。”

        “此前媒体报道过‘鄂尔多斯鬼城’现象，和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房地产，一些地方的很多领域都有‘鄂尔多斯现象’，很多基础设施很宏大，但没有人气，空空如也。很多仿鸟巢的建筑、音乐厅、大学城、体育馆，你靠近看一看，没有活动，没有流量。那样的‘投资’，靠什么来背？”

        周其仁说：“工业化扭转过来靠‘再工业化’，即以民营为主的工业化，否则中国早年的工业救国梦想很难实现。中国过去那么多工业部门，里面很多专家官员，也是呕心沥血，这不能否定，但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中国工业布了多少点，比如汽车工业，但最后还是市场里的民营企业才真正打出名堂。”

        在周其仁看来，过去国家工业化的出发点，甚至“大跃进”的出发点都没有错，但效果与意图脱了节，主要是体制机制不对头，过分迷信物理外观，过分迷信行政命令。“一切自上而下，以为指哪儿就一定打哪儿，不容许经济有一个自发的过程。这就是主要的教训。现在要说，盖错一个工厂纠正还比较容易，但造错一个城市，纠错代价就高了去了。”

        城镇化是一个变量，在中国确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注意吸收哪些过去的经验教训呢？周其仁给出的答案是吸取过去的国家工业化高度注重物理外观指标而轻视权利、轻人际关系指标的教训。

        “城镇化有好多纬度，一个纬度是物理外观上的，就是国土上‘冒出’了更多的城市，‘冒出’了更多的地表性的建筑，‘冒出’了更多高楼大厦，需要有更密集的基础设施支撑这个高密度的经济活动，生活和生产。这是城镇化的纬度，一提到城镇化就很容易想到这个外观。但是，城镇化还有一个纬度，就是非常抽象的社会权利方面的变化。”

        周其仁认为，之所以总的趋势是往城市走，因为人们聚到一起，需求集中以后，分工程度可以提高，收入创造的水平可以提高。“城镇化一定要冲破原来的很多社会权利方面的障碍，如不让流动，就没有城镇化，如果人生依附关系充斥了社会，就不可能有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有权利对较高的生活做出反应，有权利流动，有权利创业，有权利居住，有权利工作。对这一城市纬度更应该关注。”

        然而，不可否认，工业化曾是一个主导型的经济建设的口号，周其仁则认为，对于工业我们非常容易注意其物理外观，制定了非常高的目标，完不成目标怎么办？就搞群众运动。“因为只注意物理外观，不注意经济关系，没有注意钢的需求和别的需求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炼钢跟各种要素的供给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只管强力去推，最后结果是事与愿违。中国的工业化是有成就的，基本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太大，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太少。”

        “工业化是一个追赶，有后发优势但不能忽略权利，我们的工业化是通过再工业化消化掉了，通过产业重组、工人流动等等，形成新的工业竞争力，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城镇化将来会不会要再城镇化？能不能不要让城镇化和再城镇化的沟坎像工业化、再工业化变成一个巨大的资源的投入过程，投入出错再纠错，能不能从改革以后的再工业化当中吸取一点营养，以便让正在展开的城镇化健康一点儿地发展？”

        周其仁看来，城镇化应该提炼出政策元素，提炼出立法元素，就是要从增加注重物理外观的城镇化，转到体制、机制，转到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转到用法制来维护这些自由权利，增加我们城镇化过程当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

        “现在政府主导的土地城镇化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应从基本产权入手，政府统一这个秩序，抽取适当的税收，政府不能自己带着强制力冲进市场拿地，乐此不疲，这会扭曲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当巨大利益掌握在政府机构手里时，是腐败越反越严重的根源。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有一个体制性、制度性的解决办法。” 周其仁说。